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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非遗“兔纸”迎新春 剪出浓浓“年味”******
中新网银川1月18日电 题：非遗“兔纸”迎新春剪出浓浓“年味”
中新网记者 于晶
奔跑的兔子，搭配上牡丹和梅花，寓意喜上眉梢、“兔”飞猛进。这幅圆形剪纸作品，在兔年新春来临之际，祝福家家户户团团圆圆。
新年临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伏兆娥创作了一系列兔年窗花作品，让浓浓年味跃然纸上。1月18日，记者走进伏兆娥的工作室，感受传统剪纸技艺的独特魅力。
剪纸是我国的一项传统民间艺术，人们在春节期间剪纸、贴窗花，以此寄托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的愿望。
伏兆娥创作的《钱兔似锦》剪纸文创表情包。 受访者供图每年春节，伏兆娥都要创作一批新年剪纸作品。一手拿红纸，一手握剪刀，红纸翻飞中，剪刀开合间，栩栩如生的生肖兔便从红纸上“跳”了出来。她的作品有活灵活现的玉兔送福、活泼可爱的兔年如意、吉祥如意的平安双兔，配以礼花、祥云、铜钱等吉祥符号，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伏兆娥告诉记者，剪纸元素要来源于生活，剪纸作品要回归于生活。在春节前夕设计几幅生肖主题的剪纸，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过年的仪式，更是她几十年来对春节传统习俗的情感寄托和文化坚守。“过年剪纸，不仅仅是形式，更是一种文化，是中国人红红火火过年的象征，有了这个，才算是有年味。”
剪纸透出的“年味”是艺术的，更是情感的。在伏兆娥的记忆里，小时候过年的时候，一家人聚在一起贴窗花、福字、对联、门神等等，其乐融融，年味儿十足。过去贴的窗花好多都是剪纸做的，再加上剪纸用的纸，也是红色的，代表着我们大家的生活红红火火，我们的文化习俗也这样一直传承下去。
伏兆娥感慨道，随着时代的进步，市面上销售的剪纸窗花，都变成了机器印制，也更加精致，传统民间艺术似乎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每逢过年，她仍旧会拿起剪刀和红纸进行创作，在她看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民间传统手艺中蕴藏的浓浓年味是无法被替代的。
谈起自己的作品，伏兆娥激情澎湃，每一幅作品，她都能讲出一段故事。以往的剪纸作品多是窗花为主，今年她持续创新，将剪纸元素与表情包结合在一起，创作出《钱兔似锦》剪纸文创表情包，打造国风回归新概念，同时还创作了专属运势生肖牌、冰箱贴等文创作品，把传统和时尚元素融合到一起，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剪纸、热爱剪纸，让剪纸艺术在年轻人眼中活起来。
伏兆娥创作兔年剪纸。 受访者供图“剪纸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快乐，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改变。”伏兆娥表示，每当自己的作品被别人喜欢时，她的内心便会感到无比的满足和快乐。正是这份来自大家对于剪纸艺术的喜爱，给了伏兆娥将剪纸艺术发展并传承下去的巨大动力。
根植于生活的剪纸技艺，凭着一把剪刀、一张纸片，让十二生肖栩栩如生，花鸟虫草造型别致，散发出传统手工技艺的特有魅力，成为人们心中不可或缺的“味道”。(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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